年终办公室派对。硬币的另一面。

年终派对果然不出我所料，甚至
更糟。

灯光刺眼，音乐震耳欲聋却又让人提不起劲跳舞，同事们的穿着比平时略好一些，仿佛这样就能让这一年不那么平庸。我原本计划很简单：一个小时，两杯鸡尾酒，几个精心设计的微笑，然后就可以开始了。

然而，那种感觉突然袭来。
起初我只是感到困惑，下体莫名其妙地抽搐着，一种不合时宜的觉醒，我把它归咎于酒精、炎热和紧身的外套。这种不适感尚可忍受。我换了个姿势，拉了拉外套，

心想：“一会儿就好了。”
我又喝了一杯酒来分散注意力，笨拙地尝试跳舞。然而，
它并没有过去。

事实上，它被越来越紧的内裤束缚着，开始不受控制地行动。

我正和销售部的同事聊天——她好像在跟我讲某个客户的事——我开始听不清她的话了。那些话语含糊不清，渐渐消失，被一种强烈的肢体接触和一种明显不合时宜的冲动所淹没：别让你的目光落在不该落的地方。我

失败了一半。
我笨拙地把目光从她的胸口移开，但为时已晚。她笑了。不是友善的笑，而是刻意的笑。

直到那时，我才开始环顾四周。
我的目光落在同事身上，又一次次落在其他同事的裤子拉链上，更糟糕的是他们试图遮掩的方式。
外套伸出来。双手巧妙地遮挡着。平时喜欢侵犯他人空间的同事现在都保持着谨慎的距离。我迅速地瞥了一眼旁边，注意到了大家都不愿承认的事实：有些人比我更尴尬。有些人则出乎意料地好。

我不想盯着他们看太久；有些人勉强靠牛仔裤遮掩了一下，而另一些人，那些更讲究的同事，则很难掩饰那些痕迹。
我们所有人都在无声地进行着从未想过要进行的比较。

当我意识到并非只有我一个人在环顾四周，甚至有好几组同事都在偷瞄别人的裤子时，我决定冷静下来：去趟洗手间。
我打断了还在讨论我完全听不懂的话题的同事，径直走向洗手间。
我找到一条队伍。“现在，”我低声咒骂道。
我几乎立刻意识到，我们排队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：

轮到我了。
我迅速走进去，像个消防员一样，姿态庄重，几乎称得上专业。危机处理。
我甚至没等勃起消退就坐了回去，也没怎么注意排队的其他人就离开了。

回到房间后，我感觉自己还算能控制住局面。
只是相对而言。

这时，一位同事——还是销售部的那位——又走过来问我：
“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？”
我显然不知道该说什么；进洗手间之前，我脑子里唯一记得的就是那莫名其妙勃起的勃起。

她歪着头，眼里闪着一丝戏谑。
“一切都好吗？”
她停顿了一下。
“你今晚看起来……有点紧张。”

我咕哝了几句。天气。酒精。年底。

她做了个我看不懂的表情。
“也许吧，”她说。“我们周一再说……”
说完，她转身去拿饮料，他们小声嘀咕道：“……这好像会传染。”

我发誓她走开的时候故意扭动着臀部，或许只是裙子的缘故。
她走了，我却隐隐觉得，我的尊严也随着她一起溜走了。

我愣在那里几秒钟，动弹不得。真的是动弹不得。我
又一次只穿着紧身内衣，情况迅速恶化，任何试图转移注意力的努力都显得徒劳。
好几分钟以来，我一直把手插在口袋里，努力控制住局面。

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像个十几岁的少年一样兴奋，手里拿着手，离同事们只有几步之遥，他们正仔细地打量着我的一举一动。那些转瞬即逝、充满侵略性的目光，既让我感到敬畏，又让我感到好奇。
当我看到人事经理格拉齐埃拉像往常一样在同事们中间闲聊时，我意识到她迟早会来找我。
我的拳头不由自主地抽动了一下。
然后他又做了两次，间隔非常近，危险极了。
照这样下去，我真想当着所有人的面爆发。
我不得不回到洗手间。

当我第二次回到走廊时，队伍更长了，也更安静了，气氛更平静了，人们也更无奈了，移动速度也更慢了。

洗手间里的一切似乎都在诉说着一个我不想面对的故事：明显的先前痕迹，数量多得可疑的纸张，还有滴水的水槽。这些都清楚地表明，在这场挣扎中，我并不孤单。

第二次洗手间很长，
非常长。

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，盯着墙上的污渍，仿佛那是精神的消失点。外面的每一个声音都像是在指责我。每一分钟都是对耐心的考验。当我终于下车时，我知道自己一秒钟都不会再待在那里。

我抓起外套。我避开别人的目光。我无视那些压抑的笑声。在车里，我把额头抵在方向盘上，深吸了一口气。

回家的路程是对自制力的考验。每一个红绿灯都是一次集中注意力的练习。每一次减速都是一次冒险。除非情况再次变得体面，否则我不会下车。
我绝对不能让妻子察觉到任何异样。

事实上，我整夜辗转反侧，彻夜难眠，思绪不断回到派对上，勃起的念头也像潮水般一波接一波地袭来。
早上，我把疲惫归咎于宿醉，赖在床上直到一切平静下来。

星期一，办公室里没有人说什么，他们怎么敢！

几天后，有人提议喝一杯，我顿时感到一阵寒意袭上脊背。
我低下头，说我已经有事了。

从那以后，每次路过男洗手间，我都觉得他在评判我。
也许他是对的。